徐居正李杜观探析

徐居正李杜观探析

                                                             四川师范大学 陈泉颖

徐居正（公元1420～1488年），字刚仲，号四佳亭，谥号文忠。是朝鲜李朝时期的文学评论家、诗人，官至大提学。在天文、地理、医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一生仕途显赫，历事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六朝，为官四十五年，执掌文衡二十六年，主持编撰了李朝时期较为重要的诗文总集《东文选》和朝鲜半岛第一本以“诗话”命名的诗话集《东人诗话》。徐居正还兼善诗文，其诗文风格自成一体、富丽雄赡。今存《四佳集》，其中诗二十八卷，文集六卷，碑志一卷，杂著一卷。同时期的著名文人任士洪在《四佳集序》中称赞徐居正说：“文不主一家，而兼备众体。诗虽会众格，而自为一宗。融液古今，变态不穷。千载而下，独与牧隐并行，当为我朝一大家数也。”

徐居正现存作品中，与李白有关的材料多达170条，与杜甫有关的材料多达295条，李杜并提的材料有17条，虽然李杜并提的材料不算多，但很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李杜优劣之争始于中唐的元稹，之后或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或李杜并尊。关于李杜优劣的问题也引起了高丽和朝鲜时期文人的关注，较早将李杜并举的是高丽时期的文人李仁老，李仁老在其《破闲集》中说：“是以自孔孟荀杨，以至韩柳李杜，虽文章德誉足以耸动千古，而位不登于卿相矣。则能以龙头之高选得蹑台衡者，实古人所谓扬州驾鹤也，岂可以多得哉？”将“孔孟荀扬”和“韩柳李杜”并列提及，认为他们的“文章德誉”都足以永垂千古，但其“爵禄”却“不登于卿相”，说明“文章德誉”足以“耸动千古”之人，心中都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李仁老对李杜二人并未分轩轾。之后的李奎报也是李杜并尊：“文之雄者韩柳，诗之豪者李杜。其鸿识巨量，英精逸状，与天角壮，汝忍埋之乎”（《土灵问》）、“李杜嘲啾后，乾坤寂寞中。江山自闲暇，片月挂长”（《晚望》）。

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是朝鲜半岛第一本以“诗话”命名的诗话集，此书以摘句批评的形式对朝鲜半岛的诗歌进行评价，集中体现了徐居正的诗学思想。在《东人诗话》中，徐居正常引用中国诗人的诗句来点评高丽文人的创作，其中引用数量较多的唐代诗人当属杜甫和李白。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言：“文章所尚随时不同，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直接体现了其李杜并尊的诗学观。徐居正在诗文创作中也多次李杜并提，或从整体上肯定李杜二人在诗文上的非凡成就，或具体评价李杜二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和特点。

一、整体褒扬李杜诗才

徐居正的文学观不仅体现在其诗话中，还表现在其文章和诗歌中。徐居正在文章中常提及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中就包括了李白和杜甫。比如文章《太虚亭集序》：

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者三：立德立功立言也。夫立德立功，人所难必。至于立言，亦岂易哉。六经，吾无间然矣。邹夫子既没，立言者少。至西京，董江都、贾太傅，以古文唱之，司马迁、班固继之。后得杨雄氏、刘向氏、王通氏，作者相承。唐有韩吏部、柳柳州、杜少陵、李谪仙。宋有欧、王、黄、苏。元有杨、虞、揭、范。皆禀光岳精英之气。敷为文章，雄盖一时，名垂百代，虽谓之不朽，可也。

此文乃徐居正为崔恒文集所作的序。崔恒（1409-1474），字贞父，号太虚亭，著有诗文集《太虚亭集》三卷。徐居正乃崔恒的妻弟，据《太虚亭集序》云：“居正，先生妻弟也。先生初归我家，居正年方志学，亲承指诲，获闻绪余。后十载亦登第被选，滥侧诸先生之后，盗窃文墨虚名。及先生入相，猥以不才，忝主文衡，揆分则踰，皆先生之赐也”。崔恒对徐居正求学为官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支持，对徐居正有着较大的影响。文中徐居正首先提出了“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立德、立功和立言分别进行了阐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简而言之，即道德操守、事业功绩和著书立说三个方面。徐居正认为“立德立功立言”都非易事，并一一列举了能称之为“立言者”之人，其中就包括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杜甫和李白。认为他们的文章雄才盖世，名垂千古，可以称之为“不朽”。徐居正引用“三不朽”之言给予了李杜极高的评价，他们的诗文佳作传于后世，有巨大的价值，可谓“立言者”。并且对李杜也未分轩轾，而是共同褒扬。

此外，徐居正在给牧隐李穑诗集所作的序文中也提到了李杜：

文章者，间世而或作。作则魁然杰然，卓尔不群矣。汉之文，盛于贾、董、马、班。唐之文，极于李、杜、韩、柳。宋有欧、苏、黄、王。元有杨、虞、揭、范。此皆魁然杰然，间世而卓立者也。

徐居正分别列举了汉、唐、宋、元各个朝代为文卓尔不群者，唐代文章杰出超群的当属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明代周忱在《高太史凫藻集序》中也有与之相似的论述：“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而下，文莫盛于汉唐宋。汉之贾董班马刘扬，唐之李杜韩柳，宋之欧苏曾王，之数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岂必追琢絺绘学为如是之言乎？”周忱和徐居正都认为“李杜韩柳”乃唐代文章的代表，他们二人虽为不同国家之人，但其文学观却大致相同。他们对待李白和杜甫也并未有优劣之分，都肯定了李杜文章在唐代的价值。

徐居正在其诗歌中也多次李杜并提，在徐居正的诗中，“李杜”已成为卓越诗才的代名词，常与其他并称对举，表达徐居正对李杜诗歌的推重。如《李主簿见和复次韵八首》（其六）：

人生薄薄正如纱，不必如今坎坷加。岁月渐看头上雪，风光时眩眼中花。光焰百年无李杜，峨洋千载有期牙。红尘蒿目成何事，扫地焚香拟结跏。

《三和前韵寄淡叟兼简洪吏部五首》（其三）：

睡鸭香销一炷沈，闲中聊复见天心。无方我学能餐玉，有法人言可炼金。李杜生前当并驾，期牙死后少知音。残年自哂平生事，铅椠区区岁月深。

从“头上雪”、“眼中花”和“残年”这些词可知这两首诗都是徐居正晚年所创作的。《李主簿见和复次韵八首》（其六）乃徐居正次韵友人李觐之作。李觐（？-1460），曾任承文院副校理，后在出使日本的途中溺亡。诗歌的前两联是在诗人感叹人生苦短，随着年岁益增，早已雪鬓霜鬟。颈联中的“光焰百年无李杜”化用了韩愈《调张籍》中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之句，说明徐居正认可韩愈对李杜的评价。韩愈是中唐时期大力倡导李杜并重的代表人物，在其诗歌中多次李杜并举，如《荐士》诗中：“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四首》（其二）：“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等。“峨洋千载有期牙”则引用了伯牙和子期的典故。据《吕氏春秋·本味》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无论伯牙演奏什么乐曲，钟子期都能深会其意，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不再鼓琴。此后，人们便借伯牙和子期的典故来比喻知音难得。如李白在其五古《月夜听卢子顺弹琴》中便发出了“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的悲叹，表达诗人难觅知音的孤寂之情。在这首诗中，诗人将李杜和期牙并提，发出了李杜诗才百年难遇，期牙知音千载难逢的感慨。

《三和前韵寄淡叟兼简洪吏部五首》（其三）是徐居正寄予友人尹子溁之作。尹子溁（1420-？），字淡叟，号庞轩，曾历任晋州牧使。这首诗颇有道家求仙炼药之韵味，诗中的“餐玉”和“炼金”都是道家延年益寿之法，可见道家思想对徐居正也有一定的影响。颈联中“李杜生前当并驾”一句，表明徐居正认为李白和杜甫的才学不分高下，二人应当并驾齐驱，此句直接表达了徐居正李杜并尊的态度。“期牙死后少知音”同样引用了伯牙和子期的典故。在这两首诗的颈联之中，诗人都将李杜和期牙并提，李杜代表的是难以超越的诗才，期牙代表的是难以寻觅的知音，在诗人看来，这些都是世间所难得的，也是诗人所追求和向往的。这两首诗既表达了徐居正对李杜诗才的赞赏，也表达了他对知音的渴望之情。

在徐居正与友人的次韵诗中还常将李杜与中国古代其他文人一同提及，以此来突出其李杜并尊的态度。如诗歌《次金颐叟诗韵》：

远游双鬓雪刁骚，聊复诗狂与酒豪。生不慕名齐李杜，死当穿冢近刘陶。西风弓健鸟飞疾，落日帽斜驴背高。客里怕逢重九节，黄花应笑未登高。

此诗乃徐居正次韵友人金寿宁之诗，金寿宁（1436-1473），字颐叟，官至吏曹参判，被封为福昌君。徐居正和金寿宁同朝为官，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徐居正的诗中多次提及此人。此诗是徐居正远游时所作，诗人远在他乡，只有诗酒为伴，便联想到“诗狂”与“酒豪”。在颔联，诗人化用陆游《月下醉题》：“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的句式来抒发其志趣。“生不慕名齐李杜，死当穿冢近刘陶”，表达诗人生前不奢求能与“李杜”齐名，但死后希望墓地能与“刘陶”相近的愿望。此处的“李杜”即李白和杜甫，是“诗狂”的代表；而“刘陶”指的是刘伶和陶渊明，是“酒豪”的代表。刘伶和陶渊明都是酷爱饮酒之人，刘伶作为“竹林七贤”的一员，生性放达，嗜酒如命，王十朋在《和答张辙寄曹梦良》诗中称：“论文忆李白，对酒怀刘伶”。而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自言其“性嗜酒”。刘陶二人同属魏晋名士，都有作品传世，尤其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常为后世传颂。但徐居正却更偏重刘伶和陶渊明饮酒一面，将刘陶视为“酒豪”，而将李杜视为“诗狂”，表明徐居正对李杜诗歌的喜爱。同时，一个“齐”字更是表达了徐居正对李杜二人在诗坛并驾齐驱地位的肯定，徐居正认为李杜在诗坛的地位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同时也是他所追慕的。

徐居正不仅仅是在李杜优劣问题上持并尊态度，更是将李杜共同视为整个诗坛的高峰，赞扬李杜在诗歌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如诗歌《书<文翰类选>后》：

雅颂遗音久矣亡，中间荒怪笑蒙庄。贾生对策鸣隆汉，韩子文章擅盛唐。诗道中兴推李杜，词场独步数欧黄。余芳剩馥今犹在，谁继前贤更发扬。

此诗乃徐居正书于《文翰类选大成》之后。《文翰类选大成》作于明代成化八年（1472），乃李伯玙和冯厚奉淮王之命所编，此书总录了自唐虞至明代的诗文，分体编次，共一百六十三卷。徐居正应是在晚年阅览此书之后有感而发，作诗于后。诗人分别列举了不同文学体裁的杰出代表：汉代贾谊之策论、盛唐韩愈之文章、唐诗之李杜、宋词之欧黄。其中，诗人用“诗道中兴”来评价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宋王观国《学林·中兴》曰：“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中兴”意为由衰转盛，“诗道中兴推李杜”则是指李杜推动了诗歌转衰为盛。清代叶燮在《原诗·内篇》中云：“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叶燮确切地道出了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盛极而衰，衰而复盛，盛衰交替，周而复始地逐渐演变推进。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详细阐明了各个时代诗歌的盛衰：“黄、虞而上，文字渺矣，声诗之道始于周，盛于汉，极于唐。宋元继唐之后，启明之先，宇宙之一终乎。盛极而衰，理势必至”，“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盛于明”。他认为汉代、唐代和明代乃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他朝代则为诗歌发展的衰落期。此言确凿，唐之前的六朝时期正处于诗歌发展的低谷期，诗风绮丽浮靡、文多质少，到了唐代，初唐四杰初步扭转了文学风气，其后的李白和杜甫更是直接将诗歌推向了全面繁荣。因此，徐居正说“诗道中兴推李杜”，所言甚是。徐居正给予了李白和杜甫极高的评价，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肯定了李杜对振兴诗歌的推动作用，可见徐居正对李杜诗歌的褒扬。

二、评价李杜

李白和杜甫虽都为唐诗的高峰，但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人生经历的不同，其诗歌风格也有所差异。明初宋濂在《詹学士同文序》中评价李杜：“韩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万丈。少陵之作顿挫沉郁，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谪仙之辞，飘飘然游戏璇霄丹台，吹鸾笙而食紫霞，绝去人间尘土思。此无他，精华发为光耀，纵横交贯，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当不诬。”宋濂对李杜二人的主要诗歌风格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概括，杜甫沉郁顿挫，李白飘逸超仙，这也是大多人对李杜的认识。韩国文人徐居正在其诗歌中也对李杜的诗风进行了评价。如诗歌《阅久藁》：

天教老子好吟哦，诗律惭非作大家。李杜雄深希者少，岛郊寒瘦奈吾何。病余自笑焚书稿，老去都无梦笔花。且可生前聊遣兴，他时瓿酱不须嗟。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诸多诗文，作诗常奉李杜等大家为圭臬，学习模仿其创作，但他仍时常感慨才非大家。诗人用“李杜雄深”来概括李白和杜甫的诗歌风格。北宋梅尧臣在《读<汉书·梅子真传>》诗中云：“其文信雄深，烂然今可玩。”胡应麟在《诗薮·古体上》中也提到：“优柔敦厚，周也；朴茂雄深，汉也；风华秀发，唐也。”“雄深”乃雄浑深沉之意，胡应麟曾用“雄深”来评价杜甫的诗歌：“李杜二公，诚为劲敌。杜陵沈郁雄深，太白豪逸宕丽”。但徐居正却称“李杜雄深”，感慨诗歌如李杜之雄浑深沉者极其稀少。可见，韩国文人在认识李杜诗风时有其独特的见解。颈联中，诗人借用了李白梦笔生花的传说。五代王仁裕于《开元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载：“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诗人渴望能如李白一样笔头生花、文思如涌。尾联诗人风趣地表达了自己遣兴抒怀的作诗目的，用“瓿酱”来自嘲。《汉书·扬雄传下》言：“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酱瓿”乃盛酱的器物，诗人在此自嘲自己的作品不如李杜等大家之作，他日只能用来“覆酱瓿”。此诗颇具风趣，整首诗都充满了自嘲、调侃的味道，同时，亦可见对李杜雄浑深沉诗风的敬佩之情。

李白与杜甫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在徐居正的诗歌《寄成和仲》中便分别论述了李杜二人的形象特点：

君不见青衫白首杜拾遗，许身稷契人更嗤。又不见痛饮狂歌李翰林，托意乔松遗世心。两贤穷达不足议，万古高名隘天地。人生于世䌸轩冕，此物倘来何足恋。遇则伊周不邹鲁，胸中浩气塞今古。万事纷纷翻覆手，陶铸乾坤一杯酒。我家春瓮初发醅，思君一夜梅花开。

此诗乃徐居正怀念其好友成和仲而作。成侃（1427-1456），字和仲，是徐居正在集贤殿的同僚好友，博学多才，可惜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便因病而卒。诗人开篇便用“君不见”的句式描绘出了李白和杜甫的形象。“许身稷契人更嗤”化用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二句，使得杜甫那白发青衫、忧国忧民、许身社稷的忠君形象跃然于纸上。“痛饮狂歌李翰林”化用了杜甫《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表现出了李白狂傲不羁的性格特点。“托意乔松遗世心”则借王子乔和赤松子二位仙人表达李白求仙访道、超脱尘世的愿望。诗的前四句形象地揭示了李白和杜甫在诗人心中不同的性格气质和形象特点。“两贤穷达不足议，万古高名隘天地”直接表达了诗人对李杜的称赞，认为李杜二人名垂万古。诗人借李杜抒发了不恋轩冕，心存浩气，寄情诗酒的人生感叹，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成和仲的思念之情。

徐居正一生为官，仕途通达，久居樊笼使得其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发出了“奔走功名岁月阑，归心长在水云间”的感慨。徐居正晚年曾三次辞官都被拒绝，因此，他对李白和杜甫的潇洒个性极其羡慕，在诗歌中表达其真实想法。如《小院》：

小院深深春昼长，感时观物思微茫。廉纤细草安排长，点缀幽花断续香。岁月悠悠诗满箧，乾坤荡荡酒盈觞。无人知我平生兴，李白风流杜甫狂。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诗。春日的小院应是生机勃勃，但在诗人眼中确是“细草幽花”，字里行间充满了衰微之感。诗人感慨无人知晓其“平生兴”，用“李白风流杜甫狂”来表达其追求。徐居正常用“风流”来形容李白，如：“风流李白三千首，湖海元龙百尺楼”（《书怀示士顾平仲》）；“生前闲适稽中散，天下风流李翰林”（《述怀》）；“一生踈懒嵇中散，万古风流李翰林”（《用安阴诗韵》）等。诗人羡慕李白风流诗酒、潇洒不羁的豪放个性。此外，较为难得的是诗人还认识到了杜甫身上的“狂”，其实杜甫忧国忧民的背后也有其狂放的一面。如杜甫在《狂夫》中便自言：“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用倔强疏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所遭遇的磨难和打击；杨巨源曾在《赠从弟茂卿》中曰：“杜甫狂处遗天地”；任华在《寄杜拾遗》中也描写了杜甫“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的狂夫形象。徐居正在诗歌《建除体和洪日休》中也自比杜甫：“闭户长吟我何者，若比杜老狂更狂”，表明徐居正性格中也有像杜甫一样狂放不羁的一面。李白的风流、杜甫的狂放都是徐居正所追慕的。这首诗是借小院的春景来抒发诗人心中的苦闷，表达对李白和杜甫个性的追求。

徐居正不仅认识到了李白和杜甫各具特色的个性和形象，还注意到了李杜诗歌的不同特点，分别对其进行了评述。如诗歌《书拙稿后》：

删后无诗继亦难，何人今古擅词坛。杜陵名续风骚后，李白才高天壤间。陆海潘江皆婢膝，郊寒岛瘦亦儿颜。我今万首将何用，毕竟谁家羃酱看。

此诗前有小序云：“仆少有诗癖，凡欢娱悲慽，寓目属耳，一于诗发之。有书于稿者，有不书者。不知其几，今搜阅旧稿。已万有千首，犹不废日课。谁知不切于时，无益于后。亦不自已，癖之甚。一至于此，呜呼悲哉。”由诗前小序可知此诗是徐居正晚年整理旧稿时有感而作。诗人自叙其好诗之癖，接着作诗抒怀。首句诗人化用了北宋邵雍《句》：“始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表明自孔子删诗之后，再难有人继承《诗经》这样优秀的诗作，但诗人却推举李白和杜甫为古今诗坛之冠。诗人认为杜甫“名续风骚”，其诗歌继承了《国风》和《楚辞》。杜甫曾自言其“窃攀屈宋宜方驾”、“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表明杜甫“转益多师”，对《楚辞》和《诗经》都有所接受。而李白则“才高天壤”，以其天才绝世的非凡诗才受到后人的称赞。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赞美李白：“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上薄曹刘，下凌沈鲍”。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亦言：“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所传《处世若大梦》一诗，序称：‘大醉中作，贺生为我读之。’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他可知已”。但李白的诗歌对“风骚”也有继承，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称：“太白宗国风，又兼离骚”，“李诗源出风、骚，痕跡都融”。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亦云：“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并世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而徐居正在这首诗中主要是对杜甫“名续风骚”的肯定，对李白天才绝世的夸赞，各举二人之所长，并未偏重一隅，均视为“今古擅词坛”之大家。

总之，从徐居正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李白和杜甫均是持并尊的态度，认为李杜各有其特点，二人在诗坛的地位难分轩轾。徐居正和高丽文人一样将李杜视为唐代诗文的杰出代表，并常和韩柳并列提及。但徐居正对李杜的认识又比高丽文人更为丰富和深刻，他对李杜的评价比高丽文人更为具体。徐居正将李杜置于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肯定了李杜在振兴诗歌上起到的推动作用，还对李杜的具体风格和特点进行了评述。并且，徐居正对李白的推崇主要集中在肯定其天才个性和风流豪放方面，对杜甫则主要褒扬其沉郁雄深和忠君爱国的一面。这些评价与中国大多诗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韩国古代文人深受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杜本就才华出众，佳作连篇，即使在域外，其优秀的文学价值也会被彰显。